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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国事

自由地言论,是通往言论自由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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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1969年生于四川乐山,199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资深盲流。自1998年起进入文化传播界,曾任职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华夏时报》,后为独立图书策划人,策划出版《非常道》、《哈耶克传》、《我反对》、《美国草根政治日记》等图书。自1990年代末期起,开始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发表言论,尤其喜欢辗转于各BBS论坛,就各种问题与网友论战往还。主要关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当代中国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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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尸两命与制度的正当性  

2007-11-28 15:33:26|  分类: 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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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尸两命与制度的正当性

制度: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

这大概是大家在一般意义上对制度的理解,但是,这只是一个描述性的解释,在我的理解,制度是通过规则或准则对成员行为的规范,并通过奖励和惩罚来维系。

那么,制定规范的依据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一规范不仅是制定者意志的体现,如果一个制度想顺畅有效地存续运行,尚需要体现制定者和被约束者关于何为正当行为的共识。

对于特定的个体而言,面对既存的制度,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1)被约束者的个体与制度内含的正当性一致,从而自愿服从制度。

2)被约束的个体自身并没有对制度内含正当性的自觉体认,而只是惟制度是从,从而将制度条文当成了正当性本身。

3)被约束个体面对既存的制度时,尽管完全不认同制度制定者的正当性假定,却出于恐惧或欲望而顺从制度的规范;

4)被约束个体面对既存的制度时,完全不认同制度制定者的正当性假定,并克服了恐惧或欲望而挑战制度的规范;

扩而广之,或许任何一个既存的制度下,其所约束的群体中,都存在着上述三种个体,我以为,如果是第1)种情况占优,则这一制度往往就被看作是合理的,并且也是有效的,因为,仅仅依靠奖惩,维持制度运行的成本将会增大,而自愿服从的制度更为有效,也就更可能长期存在。反之,如果是第4)种情况占优,则很难设想这一制度可以长期存在下去(当然,不排除存在纯粹依靠制定者意愿,以强制或诱惑为后盾的制度)。而在第2)或第3)种情况下,这一制度或许能够存在下去,但其效率则显然会受到损害,从而其持续存在的前景也就会受到影响。

进而,如果该制度只是涉及到某一部分人,而该制度所规范的行为又与其他人的利益攸关,尚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1)该制度内含正当性与利益攸关方的认知吻合;

2)该制度内含正当性与利益攸关方的认知冲突;

一般而言,如果是后者,该制度势必受到社会大众抵制,从而也很难长期存在下去。

回到一尸两命事件上来,具体制度约束如下:

  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三十三条:   
    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显然,一连串的“应当”规范了医生的行为,而在本案中,情况应属于“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该条即明确将责任归属于“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而在事实上,医生也确实请示到了卫生局,如此,仅仅以制度而言,医生无疑是可以免责的。

   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对于患者处置的权力从何而来,由于医生更靠近患者,从而,医生对于处置患者有着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权威,这种权力上移的制度安排就不是患者优先的,而滑向了机构利益的一边。

   如果以患者优先生命优先的正当性认知出发,势必认为该制度本身的不正当。不过,许多人却将矛头对准了医生,而这在我看来却不能成立,因为,对医生的攻击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医生属于属于上述的第3)种情况,出于恐惧或欲望违背了自己的良知而而屈从制度。可是,难道医生就不可能属于上述第2)种甚至是上述第1)种情况吗?如果是那样,指望当事医生如同上述的第4)种情况那样,挺身挑战这一他们眼中不合理的制度,就毫无道理了。

    因此,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焦点并非当事医生与现存制度之间的关系(或许这一主题是好莱呜电影最喜欢表达的),而应该是现存制度与利益攸关的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是这两者之间关于何为正当规范的认知落差,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与那些谴责者站在一边,我以为,在遭遇特殊情况时,应该赋予当事医生根据医学理由而采取处置的最终决定权,而不是交由那些满脑子财务报表的医疗行政官员来决定。而医生处置是否得当,也应当交由其同行根据医学理由来评议,而非交由行政官员根据财务报表来评议。

   当然,有人会说我这只是一种空想,因为医院也确实离不开财务报表,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财务报表与生命之间,我选择后者。我认为,独立于行政标准之外的医学评价体系,才是衡量医生处置是否得当的最高标准,而当事医生根据医学理由进行处置的权力,应放在优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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