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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国事

自由地言论,是通往言论自由的唯一道路。

 
 
 

日志

 
 
关于我

1969年生于四川乐山,199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资深盲流。自1998年起进入文化传播界,曾任职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华夏时报》,后为独立图书策划人,策划出版《非常道》、《哈耶克传》、《我反对》、《美国草根政治日记》等图书。自1990年代末期起,开始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发表言论,尤其喜欢辗转于各BBS论坛,就各种问题与网友论战往还。主要关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当代中国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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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回应  

2007-08-14 18:04:34|  分类: 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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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积极的言论自由 

在 “南都应向薛涌道歉”一文中,我使用了“积极的言论自由”这一概念,许多朋友由此产生了误解。其实,积极的言论自由指的是一种价值观念,而消极的言论自由指的却是一种法治状态。某件事情,可能并未侵犯到消极的言论自由,却可能违背了价值观念。而在我看来,没有价值观念的支撑,实践也将成为无源之水,如此而已。茅于轼先生在就此事给南方都市报编辑的信中是这么说的: 

“我希望薛涌和南都报的合作不要中断。南都报可以补发薛涌的文章。尽量体现平等自由的精神。 

也希望薛涌把拒载和言论自由区分开来。一个媒体刊什么,不刊什么总有他选择的自由,这和国家的言论自由无关。不能因为拒载某篇文章就认为言论没有自由。” 

在这里,茅先生其实也同时提到了作为法治状态的言论自由与作为价值观念的“自由精神”,与我的说法大同小异。所以,强调积极的言论自由或自由精神,并不构成对消极言论自由的否定,恰恰相反,对前者的强调更有利于后者的落实,因为不能设想,没有对自由精神的坚持,会有言论自由的现实。 

在这里允许我略加饶舌。我认为,之所以提出积极的言论自由会遭到误解,很可能出于以下的原因,即有可能习惯性地把言论自由作为一个大概念,而将消极的言论自由与积极的言论自由都看作其下的小概念,这样,就会觉得我是将两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了同一个大概念下,从而会构成矛盾。但这其实是误解,因为我并不认为积极的言论自由和消极的言论自由这两个概念从属于同一个大概念,而是倾向于认为,言论自由这个词在不加解释的情况下的第一含义,就是消极的言论自由。因此,积极的言论自由是独立于(消极)言论自由的一个概念,不可能造成任何困扰。 



二、指控茅于轼需要证据吗? 




晓波先生在“我看薛涌与《南方都市报》的决裂”一文中写道: 



“南都报的编辑拒绝的理由,主要不是因为薛批茅“为富人说话”,而是因为薛对茅的某些指控没有事实根据。“, 
。。。。。。 
其次,茅先生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中说:“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 


薛涌先生在《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第二段说:“可惜,读了上面这段话,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 


薛先生这段话的最大问题在于:在他的“很难让人相信”的表述中,他不相信茅先生的自白而拿不出不相信的证据。他相信茅先生“和富人有特殊感情”,传达的肯定是强烈的负面信息;相信茅先生“得到富人的好处”,更会给人以丰富的负面联想,什么好处?多少好处?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方式得到了好处? 


我以为,这样的指控很严重,必须要有切实的证据。可以批评茅先生,但批评要有证据,不能自以为正义在手就信口胡说。 





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可惜,读了上面这段话,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 

这句话明显是对茅先生" 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一句话的直接回应.根本不是什么指控,其逻辑关系很清楚,如下: 

A=" 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 

薛不过是说,很难相信A,而且这种很难相信或不相信并不就坐实了茅先生就一定"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只是怀疑而已,无疑,这种怀疑是带有侮辱性的,如果发表出来,我也一定会加以反对,但是,对其表达内容的不同意,不等于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不可接受,恰恰相反,我的看法是,允许其表达,然后通过充分的驳难,茅先生的清白才可以得到更好的澄清和维护. 

当然,我也并没有否认媒体的最后决定权,但我也同样有权利对其决定的结果表示不同看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的核心意思在于,应当允许对公共人物进行质疑,哪怕这个质疑有侮辱性在内,既然追求言论自由,没必要这么脆弱! 

从而,这句话就是对茅先生自述状态的一种质疑而已。难道,茅先生就不可以被质疑吗?难道,茅先生说什么话,我们都必须无条件地相信,而不得在公共场合质疑? 

或者说,必须有证据才能质疑? 



其次,在我看来,对公共人物在公共空间的言行进行评议、质疑和反对,只要是出于合理的推论,即使涉及到了道德评价,揣测了其行为动机与立场,也是应该被允许甚至鼓励的。“扣帽子“并非就不被允许,尤其是对于拥有公权力的官员和拥有影响力的公共人物来说,这样的揣测构成了对于其言行的合理约束。猜测某种言行背后有特殊利益,乃是公共评论所不可避免的。 



对这种猜测提出实体证据要求,并不合理。能要求的只能是,不得捏造事实。比如,某官员大放厥词,提出某种明显有利于某方的政策提议,难道就不能合理地怀疑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吗?在这个时候要求批评者拿出利益输送的实体证据,有意义吗? 如果连怀疑都不能怀疑,而预先假设了公共人物的纯洁,那公共评议还有什么力量? 



我完全不同意薛涌对茅先生的质疑,可这种质疑本身却应该被允许,公共人物拥有高出于普通人更大的力量,他们的行为值得用放大镜来审视,也值得用动机揣测来防范,茅先生的好人不假,但他也是公共人物,从而就不可能逃避于质疑。晓波所谓“这样的指控很严重,必须要有切实的证据。可以批评茅先生,但批评要有证据,不能自以为正义在手就信口胡说”,在我看来,并不适用于茅先生这样的公共人物,当然更不适用于有公权力的各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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