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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国事

自由地言论,是通往言论自由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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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1969年生于四川乐山,199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资深盲流。自1998年起进入文化传播界,曾任职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华夏时报》,后为独立图书策划人,策划出版《非常道》、《哈耶克传》、《我反对》、《美国草根政治日记》等图书。自1990年代末期起,开始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发表言论,尤其喜欢辗转于各BBS论坛,就各种问题与网友论战往还。主要关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当代中国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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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美国进步主义运动  

2007-08-02 20:22:30|  分类: 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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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精英没有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背弃公平正义的原则,没有因为自己处境的相对优越而对穷人的苦难麻木不仁,这是美国社会能最终走出道德低谷的重要原因  。 
 
  这是李公明先生在“美国社会如何争取社会正义?”一文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对此我当然深表赞同。美国百年多前的进步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尽管运动的主体是当时利益受到损害的中下群体,但这个运动杰出的代言人却大多是知识精英。但是,我以为,涌现为民请命的精英甚至精英群体并不难,难的倒是精英如何与民众结合,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而这恐怕就超越了精英或者民众的主观愿望,而需要到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中去寻找答案了。因此,在写给《南方周末》的一则读者回应中,我写道:“我们不应当忘记其背后波澜壮阔的进步主义运动及其成就,不应忘记新闻媒体在其间的重要作用,更不应错过其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借鉴作用:只有广泛的公民运动、新闻自由和政治建构的结合,才能够成功地带领一个民族走出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       新闻媒体能够在进步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离不开美国的言论自由传统。著名的“扒粪者(muckrakers)”一词出自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之口,可是,来自政府的压力并不能彻底钳制新闻界,后者反倒将总统的骂名当作了自己的冠冕。无论当政者喜不喜欢,当时这批独立的社会良心的代表者成了披露“政治腐败、商人奸诈、贫民惨状和城市罪恶”的旗手。他们大量报道了劳工、女工、童工、妓女和下层民众的悲惨现状,成为民间的一股重要的改革力量。这样壮观的舆论力量,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与制度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
       同样,进步运动还离不开美国的结社自由传统,洪朝辉先生在“社会公正与中国的政治改革──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启示”一文中曾经总结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几大特点,其中之一即是“社会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很高。例如,工人运动先是由“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领导,至1886年已拥有73万成员,后来,“劳工骑士团”的领导地位被“美国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取代,至1917年已有250 万成员。农民运动则先由“绿背党(Grange)”领导,到1875年成员已达100 万;后来“绿背党”的领导作用被“农民联盟(Farmers' Aliances )”取代,最后于1890年发展成为“平民党(People's Party)”。同时,激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也应运而生。例如,当时“美国社会党”、“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等组织甚至号召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这样大规模的组织动员,当然离不开美国社会的结社自由传统。
        进而,进步运动还离不开美国的政治民主传统。“美国的一批主张变革的知识精英起初都是社会下层激进势力的代言人,他们在1892年建立了美国的第三党──“平民党”,并推举威佛(JamesB. Weaver )为总统候选人,结果获得了100 多万张选票和22张选举人票(electoral votes)。这是美国自内战以来,第三党首次有机会获得选举人票。同时,“平民党”还取得了10席众议员议席、3 个州长席次、50余名州级行政官员、以及1 ,500 多个州议员和县级行政职位。[30]面对第三党强有力的挑战,美国的民主党在1896年将著名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布莱恩(William J. Bryan)推选为总统候选人。他提出了比“平民党”更激进的主张,结果赢得了“平民党”支持者的选票,平和地瓦解了“平民党”的社会基础,迫使“平民党”的精英放弃了独立参加1896年总统大选的计划;民主党并且成功地吸收了“平民党”的精英,使他们加入了民主党的行列”。“共和党的老罗斯福和民主党的威尔逊,也都始终抓住社会公正这面大旗不放,将“平民党”有关社会公正的纲领照单全收并充分消化。而且,民主党的威尔逊和共和党的老罗斯福在政治竞争中,为了取悦工农大众,最后实际上走得比平民党更远。[20]当时美国朝野的共和、民主两大党推动社会公正的直接动力是争取选票。因为在当时垄断盛行、政治腐败、贫富分化、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多数美国选民都急切地呼唤着实现社会公正。”(见上引洪朝辉先生文)可见,正是因为存在着政治竞争的体制,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才可以被吸收并转化。
       因此,在我的理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是一场依托美国社会的特有公共生活传统——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民主政治——而自下而上的运动,同样是依托这一公共生活传统,才可以将自上而下的运动整合进体制中来,并落实到制度建构当中。
        回到当代中国社会,其实,我们与当时的美国社会拥有着太多的相似:都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后期,由此而引发了难以克服的贫富悬殊、劳资对立、法制不彰、腐败横行等。也因此,当时代的美国与今天的中国,其主流民意都不可能不是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当代中国与那时候的美国的最大不同则在于,我们并没有美国那样的公共生活传统,所以面对同样的问题和相似的主流民意,中国社会的答案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和谐社会”,美国社会则是自下而上的“进步主义运动”,而在我的理解,尽管由全能社会逐步转型而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依旧保留有部分全能政治的遗产,可以自上而下地展开一些工作,但是,同样也不能忽视的是,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大部分的资源——经济、社会、文化——脱离了全能体制的掌握,从而,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努力,很难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必须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的出现,才能形成社会公识并形成合力。在这个意义上,转变我们社会的公共生活传统,就应当成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当然内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民主政治,也因此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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