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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国事

自由地言论,是通往言论自由的唯一道路。

 
 
 

日志

 
 
关于我

1969年生于四川乐山,199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资深盲流。自1998年起进入文化传播界,曾任职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华夏时报》,后为独立图书策划人,策划出版《非常道》、《哈耶克传》、《我反对》、《美国草根政治日记》等图书。自1990年代末期起,开始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发表言论,尤其喜欢辗转于各BBS论坛,就各种问题与网友论战往还。主要关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当代中国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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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19 18:46:28|  分类: 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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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反对抵制 

西方依仗坚船利炮来到东方,在侵略的同时带来了先进的器物、科技、制度乃至某些更有吸引力的文化。对侵略的愤恨与对先进事物的向往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长期以来国人矛盾心理的基础。 



既反对侵略,也拒绝承认先进的诱惑;幻想能够回到那个既没有侵略也没有感受到落后的时代中去,一直就是部分人的梦想,义和团则是这种幻想最集中的实践者。100多年过去,尽管不无曲折,中国已经慢慢地学会了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生存与发展,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成长起来的青年,不可能都如此狭隘。那么,近日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并在各地付诸实施的抵制家乐福行动,体现的是怎样一种情绪呢? 


对此,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这种对西方的敌意部分来自于陈旧的意识形态教育,部分来自于不充分乃至片面的信息获取。近年来,在陈旧意识形态教育的基础之上,一种我称之为商业民族主义的东西开始大行其道,从《中国可以说不》到《货币战争》,从《参考消息》到《环球时报》,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加以精心裁减后再商业化传播,这种手法拥有了极大的受众。在这样的教育和信息之下,敌意和不信任的气氛在相当群体中蔓延,一遇见特殊的事件,这种情绪就会爆发开来。我认为,相当多的青年抵制者是受这种非理性情绪所支配的。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注意到,包括张朝阳这样的成功人士,也赞成抵制,这表明,除了上述那种非理性的情绪之外,还有被人忽略的因素存在于这一轮的抵制行动当中,我认为,这个因素就是那种迫切地要求西方正视自己的心理需求,而集中体现在海外华人和国内主流人士身上。这么些年来,中国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与进步,这一成就被某些人夸大为“中国奇迹”,甚至看作是中国必然“崛起”的前奏,于是,在某些人那里,这种自信和骄傲膨胀为一种过分良好的感觉,似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已经相当充分,轮不到外部世界来指手画脚了。但是,这种感觉总是会遭遇到否定,因为,无可否认的是,这么些年来的发展与进步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政治和文化领域仍有相当多的缺陷和弊端。这种进步与停滞,发展与落后并存的局面,是一种客观的事实,而外部世界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这些缺点和弊端上,本是一种正常的观察角度,但是,对于那些感觉过分良好的人来说,这却成为了歪曲和轻视,进而,当这种感受与上述那种非理性的情绪相结合,得出西方世界充满敌意的结论,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了。  



奇怪的是,这种感觉良好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不自信,一般而言,如果有足够的自信,别人的指责和批评就会成为自身改正进步的动力,反过来,如果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过分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的是一种不自信,可见,感觉良好,其实建立在对弊端和缺陷下意识掩盖的基础之上,这种骄傲与不自信相混杂的心理,在我看来正是目前抵制的核心秘密:正因为不自信始终在心里涌动而自己又不愿意正视,当别人指出的时候,也就倍加恼怒。 
                   
可以看出,在这种视角支配之下的抵制,并非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支配之下的抵制,后者的目标是回到封闭的状态,而前者的目标指向的是一种新的关系,一种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嵌入越发深入的情况下,要求外部世界给予中国更多尊重和理解,更少歧视和偏见的新关系,我承认,这一诉求有其正当的成分,但是,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由于这种素求建立在非理性的情绪和扭曲的自我认知之上,这一正当性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进而,我不得不指出的是,即使存在着某种正当性,抵制的行为与其试图达到的目标之间,也有着天然的背反关系,抵制所带来的,恰恰是抵制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更多的偏见和不尊重。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充分交流了解的基础之上。近些年来,双向的交流了解得到了极大的增进,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交流和了解还远远不够。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到来, 2006年11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77号”,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这被普遍看作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反过来看,这也表明了外部世界在试图全面了解中国时,曾经面临着多么大的障碍。因此,即使偏见和歧视存在,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西方的敌意和歪曲,而有更多的原因,在这次事件中,西方媒体的报道招来了很大的愤怒,可是,如果想让西方媒体的报道更客观公正,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予它们更开放自由地了解中国的机会,给予他们与中国同行更深入合作和交流的机会,而不是对它们加以抵制。抵制只会带来更多的偏见。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相互依存的深入之上。比之纯粹的新闻报道来,教育、学术、文化、经商、旅游等双方普通人之间的日常交流,更能矫正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偏见与歧视。如果要让西方世界抛弃偏见与歧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这种交流更充分。中国的改革发端于经济领域,外资企业在内的经济交往一直是这种交流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让西方抛弃偏见和歧视,更合理的途径是让非经济交往也更加充分,而抵制只会让原本相对充分的经济交往受到损害,非南辕北辙而何?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自身也抛弃偏见和歧视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自身对外部世界就充满着偏见,又怎么可能通过充分的交流改变对方的偏见呢?30年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地拓展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理解显然还不够充分,在这个情况下,需要的是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更多的交流了解,来矫正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偏见和歧视,而抵制,则是放弃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这也依旧与追求的目标——反对西方的偏见与歧视——是背道而驰的。 



也许有人会说,抵制并不会长期化,而只是为了发出某种声音,以便让西方学会正确地对待中国。但在我看来,这也同样是荒谬的,因为,没有什么正确对待的问题,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并因此对别人关注自己的缺陷而懊恼,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他者的眼光足以成为自己的镜鉴,如果这些缺点和弊端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不应该懊恼,而应该警醒,更不应该由此引申出敌意存在的判断。甚至,即使有敌意又如何,重要的是改正自己的缺点和弊端。 



我认为,正是因为发展和进步的巨大,才使得这些缺陷与弊端变得更难以为人所接受。在我看来,如果正视这些缺陷与弊端,就会将重心放在自己而不是他人身上,从而将改变西方偏见和歧视的途径放在自身改善这一目标上来,而不是试图运用抵制的姿态去影响别人,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虚妄的自我安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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